满清取代大明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幼时接触这段历史，是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那个资源贫乏的年代，一遍又一遍读那本小册子。这篇成于抗战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顺军入城后腐化变质的观点，以至几年后大军进北京之前，毛泽东也据此告诫就要夺取天下的GCD人，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 ，“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 。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现？
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
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
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
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换大王旗。
死神之舞：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
[b]前言：[/b]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欧洲中世纪爆发的黑死病毫无疑问是最惨烈的一次自然灾难——无论从死亡人数、传播范围、持续时间、爆发次数和给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上来看，它都是无可比拟的。说它是死神降临一点都不为过。本章围绕着十四世纪中期爆发的这次黑死病，集中介绍了与之相关的欧洲社会的情况，考查了人性在灾难中的种种表现，并深入反思了这次大灾难对欧洲，乃至对全人类的影响。
[b]第一节：基督教统治欧洲的时代[/b]
“中世纪”是一个带着不幸意味的名词，因为它出现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中世纪的人们是不知道这个名词的——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生活在“中间”，而是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所处的年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今天，我们使用中世纪这个词的时候，只是把它看作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一个过渡。
“中世纪”也是一个带着贬低意味的词，学术界和普通大众的主流意见都认为那是一个黑暗、愚昧而灾祸丛生的时代——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已经成了一个同义反复的俗称。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种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最先提到“中世纪黑暗时代”这个词的，是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彼特拉克。彼特拉克曾经周游了欧洲列国，系统地考察了当时整个欧洲社会的文化、艺术和科学状况，重新发掘和出版经典的拉丁和希腊著作，志在重新恢复罗马古典的拉丁语言、艺术和文化。他考察的结果，是认为相比较于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自罗马沦陷以来的欧洲的文化完全不值得研究，所以他把这段古典文化上发展的停滞时期称为“黑暗的中世纪”。
彼特拉克主要是从文化上来定义中世纪的，那么欧洲中世纪的全貌（包括政治、宗教、社会等等）是什么样的？它与后来大规模爆发的黑死病都有哪些必然的偶然的联系？这就需要我们在此简单的描述下中世纪的整体情况。
中世纪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所周知，是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开始。那么，古罗马帝国是什么时候灭亡的？准确的日期已经无从知晓。一种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在公元476年，这一年古罗马皇族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被哥特族首领奥多埃斯废黜。当我们使用这个日期作为标志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变其实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在公元4世纪（也许是5世纪，甚至是6世纪），古罗马的整个体系——行政的，行为的，还有思想的——逐渐被外来的体系所代替：古罗马其实就是这样静静地灭亡的。
在罗马帝国消逝的挽歌声中，另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西方兴起：基督教教会。基督教在当时很受欢迎：它自身的优美，高尚的伦理观，不分贵贱的教义，还有它描绘出的天国的永恒远景，都使得人们对它心生向往。
事实上，很快基督教就暴露了它的霸气的野心——即控制整个社会。在中世纪后期时，基督教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它不但牢牢的控制着欧洲的精神世界，甚至控制着欧洲的世俗社会，并且它相当的独裁，对任何其他的意见都采取粗鲁的不宽容态度。当然，在这之前，基督教也有一段潜心经营的牧歌时代。
早期积极推广宗教的人们以其热情和努力成为了很自然的牧师和主教人选。与帝国的建制相仿，教会的组织也是按照行省划分的，每个行省的最高主管就是当地的主教。当帝国ZF一步步衰落的时候，教会则在济贫救苦，担负起了领导和庇护人民的任务，事实上承担起了原本属于ZF的职能。在西方最早的一批主教里，罗马主教只是其中之一。直到公元5 世纪，他才被尊称为教皇，而在此之前，所有的主教一概都被称为“神父”。罗马主教的突出地位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罗马城在全帝国的地位，基督徒们认为圣徒彼 得曾在罗马城居住过并在此殉教，还有几位罗马主教的光辉事迹——例如“大”格里高利，他不但力保罗马免遭蛮族侵犯，大力推行社会公益服务，还热心传教，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著述。
早期的教会是僧侣的天下。苦修制度最早兴起于东方，特别是埃及。长期的流传使得他们的修行带上了很重的表演色彩，僧侣们常常会坐在一根柱子的顶端沉思，或是站在柱子顶端整天注视着太阳。这些现象到了圣本尼狄克 （约480－约 543）那里才有了改观。他制订了一整套关于苦修的制度，鼓励遁世清修，思考来世，同时摒弃了那些夸张做作的成分。在他的诫条里，每天的祈祷、赞美、学习和劳作都占了合理的比重。时至今日，有些修道院仍然遵循着这些诫条。从公元6世纪到10世纪，在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一片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萧条中，僧侣们成为维系整个西方世界的纽带。
僧侣们热心传教，创建了很多大型的传教所。他们还利用相对安全的修道院图书馆，抄写旧书，写作新书，保存了很多古代文明的典籍。同时他们还利用这些资源，担负起了学校的职责——这也是当时仅存的学校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躲开现实，想要寻求真理，或是想要深刻的反思自己，那么他们都可以在修道院里寻得慰籍。当时的修道院经常被比作一方小小的净土，是在邪恶的沙漠里的绿洲。教会的一些规程也形成于这个时期。从公元3世纪开始，就有很多人经常参与朝圣活动了。从东方传来的圣物崇拜也被逐渐接受，不过很快就走向极端，变成了无休止的圣物搜集竞赛。对于不当行为的赎罪和处罚的相关条例也以成文的形式确立下来了。像在大约公元600年的圣克勒班就制订过这些对于僧侣的规定：忘记说“阿门”要被鞭打6下；偷偷用刀在桌上刻划，鞭打10下；唱诗时走调，鞭打6 下……同时，教会确立了礼拜的仪式，编写了大量的赞美诗，组织成立了兄弟会（非神职人员的一个组织）。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也开始被人重视， 西方第一座纪念她的教堂——罗马的圣玛利亚·马觉利教堂就建于这个时期。
然而自公元11世纪以来，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巩固，整个欧洲都陷入战争和分裂之中。在此期间，罗马教皇的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欧洲已经彻底成了基督的奴仆，它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基督教而展开的。在政治上，一个国家的政权必须要经过教皇的授权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正是凭借着宗教的力量，罗马教皇竟能对欧洲各国王侯随意发号施令，令他们俯首称臣。
与此同时，罗马教皇越来越不满足于自己的统治范围，一心想吞并基督教的另一大支派——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教会。更何况，这时在亚细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开始强大起来，他们不但占领了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而且还不断对欧洲领土发动进攻。于是在宗教幌子的掩护下，罗马教皇就召集欧洲各国君主，发动了长达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
从公元1096到1291年，欧洲各国曾先后发动了八次十字军东征。在战争中，无数人为之丧命，无数社会财富被消耗。然而随着最后一个据点的丧失，欧洲在这场战争中可谓一无所获。更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向东方征伐时，另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也开始了向西方的征伐，这便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蒙古铁骑。
自罗马帝国以来，位于欧亚大陆交接处的黑海沿岸和小亚细亚地区，就一直是欧洲的势力范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里又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充当欧洲东南面的一道屏障。1241年，蒙古王子拔都率领七万大军西征，目标直指欧洲腹地，从而使得东、西方两个世界再次发生碰撞。经过激烈较量，蒙古人成功地在中亚地区建立了几个国家，并在随后又经常与欧洲人发生战争。所以我们可以想见，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生活相当的不安定。
宗教同样牢牢的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必须要遵守五花八门的宗教准则，否则地狱般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你的归宿——你敢说不信神的忤逆之言吗？可以，只是马上你就要被烧死！你想说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吗？不行！因为《圣经》中明明写着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你想天天洗澡吗？最好不要，因为基督是提倡禁欲的，而禁欲就包括不要太在意个人卫生这种俗事……中世纪是西方古代文化和近现代文化高峰中间的低谷，充斥着愚昧和野蛮。宗教禁锢着科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西方近现代文化就是在与封建的基督教文化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近代资产阶级与封建基督教的斗争是科学与宗教、信仰与理性、野蛮与文明、智慧与蒙昧、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斗争。
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如果通过时空旅行，回到中世纪的欧洲去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时代是不可理解的。那时候科学与宗教呈现出了激烈的冲突，几乎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受到了基督教的阻挠，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都经过了与基督教的殊死搏斗，大批的科学家受到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制裁和惩罚，伽利略被长期监禁，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基督教提倡禁欲，教会认为洗身体是神圣的，不可以轻易亵渎，这使得这个时期的卫生状况及其糟糕：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们基本不洗澡，也不理发；而且由于缺乏合理的城市规划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导致无论是在居民家中还是在公共场所，基本上没有象样的厕所，更没有垃圾处理，大街上垃圾成山，臭气熏天，至于穷苦百姓，则经常是人畜共居；另外，中世纪欧洲的医学水平也很低下。因为教会垄断了医疗事业，不但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些宝贵遗产弃之不用，而且不允许新的理论提出，否则将作为异端被处罚。正如后人所熟悉的，当时欧洲人在治病时，惯用的方法便是放血、催吐等手段。这些落后的治疗手段，往往造成更恶劣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即使瘟疫来临时，由于他们认识水平的局限，仍没有多大的改变，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的恶化。
因此，自从人文主义者起，历史学家们对中世纪多持负面观点。在十六与十七世纪基督教新教徒的宗教改革中，新教徒们也把天主教的腐败写进这段历史中。针对新教徒的指责，天主教的改革者们也给出了一幅与“黑暗的时期”相反的图画：一个社会与宗教和谐的时期，一点也不黑暗。而对“黑暗时期”许多现代的负面观念是来自于，十七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康德和伏尔泰的作品中。
后来，也渐渐的有一些思想不同意简单的否定中世纪。其中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就试图转变这种对“黑暗的时期”负面评价一边倒的趋势。它给出了一幅祥和的图画：社会和环境的和谐，扎根于大自然的生活；同时也回应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以理性完全超越感性的作法，以及由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浪漫主义者对待“黑暗时期”的观点，仍可以在今天的一些庆祝那个时期文化活动与节日中，通过所展示出来的风俗与发生的历史事件中看到。
客观的说，基督教对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一些的积极影响。“中世纪文化的繁荣，不仅表现为庞大的神学—哲学体系的建构，而且也表现为罗马法的恢复，自然科学研究的苏醒，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更是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不仅出现了一系列英雄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光辉篇章，而且创造出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哥特式建筑，它使中世纪人的精神文化理念，在视觉形象艺术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表现。基督教文化的繁荣把中世纪精神推到了顶峰，使它成为西方历史的一个卓越而独特的阶段。”
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是一个信仰寻找理性支持的过程，这种寻找培养了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欧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学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绝不是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中世纪的母腹中逐渐孕育成熟的。”英国现代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在欧洲文艺复兴前的数个世纪里，欧洲受教育的阶层在逻辑思维方面一直接受着一种严格的和精确的训练。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中世纪是一个反理性的时代。
也许人们总是过于强调资本主义文化是在批判封建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忽视了人类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成有赖于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但是同时基督教文化也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文化背景。
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黑死病爆发前和结束之后的欧洲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b]第二节：死神来了[/b]
你可知道，在14世纪的欧洲，大西洋、地中海等海上经常会有些船只在孤零零漂荡。当你靠近它登上去后会发现，上面所有的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全身发黑，恐怖得要命。
这是死神在狂舞。
“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泡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不久，疖子变成核桃那么大，然后变成鸡蛋或鹅蛋大小，那种感觉痛彻心肺。病症会持续三天，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1347年，在意大利南端、地中海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城，一位名叫迈可的牧师写下了上述一段话。而在他的周围，瘟疫正肆虐于整个城市，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死去，人们开始悲叹是否世界末日真地降临了。以上情形，便是14世纪欧洲大瘟疫期间的一个片段。几百年来，这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一直成为历史学家们大书特书的对象。作为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惨烈的一次瘟疫，14世纪欧洲黑死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黑死病爆发时，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男人还是女人，在疾病面前似乎一律平等。有些人前一天晚上睡觉时还好好的，但夜里就突然发病，经过痛苦的挣扎后，天明时便停止了呼吸。许多医生被感染，甚至比自己的病人死的都要快。街道上，尸体堆积如山。在海上，许多船只因为水手接二连三的死亡，而成为无人驾驶的“鬼船”。据说当英国伦敦发生瘟疫时，英国王室和许多富人都逃离了该城，有1万多房屋被弃置，有的用松木版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人们也没有办法打官司了，因为所有法律界人士全部去了乡村。
黑死病是历史上最为神秘的疾病。从1348年到1352年，它把欧洲变成了死亡陷阱，这条毁灭之路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就这次灾难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混乱程度和恐怖心理而言，完全可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在今后300年间，黑死病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的城镇，威胁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尽管准确统计欧洲的死亡数字已经不可能，但是许多城镇留下的记录却见证了惊人的损失，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死亡率要在50％以上。在许多地方，死人之多已无法掩埋，象随手扔掉的垃圾。 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的估算，这次黑死病对欧洲的袭击，再加上战争、饥馑等原因，西欧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间减少了至少一半，甚至于“很可能减少了2/3”。
[b]1348年德国编年史学家吕贝克记载死亡了90000人，最高一天的死亡数字高达1500人！
在维也纳，每天都有500-700人因此丧命！
1335年的图卢兹城共3万人，1380年死的只剩8000人！
1347～1357年的10年，东诺曼底的人口减少30％，到1380年又减少30％！
1340～1404年，皮斯托亚城郊的农村，人口减少了60％；
根据俄罗斯摩棱斯克的记载，1386年只有5人幸存！
1467年，俄罗斯死亡127000人！ [/b]
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薄伽丘在1348-1353年写成的《十日谈》就是瘟疫题材的巨著，引言里就谈到了佛罗伦萨严重的疫情。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
与薄伽丘同时期的意大利著名诗人、学者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年对这场夺去了无数人生命的瘟疫则采用了更为直接的手法来描写。彼特拉克写信给他居住在意大利蒙纽斯修道院的弟弟。他的弟弟也是那所修道院35个修士中惟一一个瘟疫的幸存者。
在几百年后，我们重读这封家书，仍然能够感受到诗人心中的恐惧：
“我的弟弟！我亲爱的弟弟！我的弟弟！尽管西塞罗在四百年前就用过这样的开头写信，但是啊，我亲爱的弟弟，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怎样开头？我又该在何处转折？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悲伤，到处都是恐惧。我亲爱的兄弟，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或至少让我在这一可怕的瘟疫来临之前死去。我们的后世子孙会相信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一切吗？没有天庭的闪电，或是地狱的烈火，没有战争或者任何可见的杀戮，但人们在迅速地死亡。有谁曾经见过或听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吗？在任何一部史书中，你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吗？人们四散逃窜，抛下自己的家园，到处是被遗弃的城市，已经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到处都蔓延着一种恐惧、孤独和绝望。哦，是啊，人们还可以高唱祝你幸福。但是我想，只有那些没有经历过我们如今所见的这种凄惨状况的人才会说出这种祝福。而我们后世的子孙们才可能以童话般的语言来叙述我们曾经历过的一切。啊，是的，我们也许确实应该受这样的惩罚，也许这种惩罚还应该更为可怕，但是难道我们的祖先就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吗？但愿我们的后代不会被赠予同样的命运……”
这场灾难在当时称做黑死病，实际上是鼠疫。鼠疫的症状最早在1348年由一位名叫博卡奇奥的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最初症状是腹股沟或腋下的淋巴肿块，然后，胳膊上和大腿上以及身体其他部分会出现青黑色的疱疹，这也是黑死病得名的源由。极少有人幸免，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会在3天内死去，通常无发热症状。”
事实上，黑死病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因跳蚤叮咬而感染上的是淋巴腺鼠疫，病人的腹股沟或者腋下会出现很大的肿块，继而转为坏疽。随后，病人的四肢也会出现黑色斑点，接着出现的症状便是腹泻不止，三到五天内便会丧生。肺鼠疫是因呼吸感染而致，患病者在大约三天内便会因肿胀甚至咯血而死。有些人前一天晚上上床入睡时还好好的，但经过一夜的痛苦挣扎，天明时便停止了呼吸。
黑死病最初于1338年中亚一个小城中出现，1340年左右向南传到印度，随后向西沿古代商道传到俄罗斯东部。从1340年到1345年，俄罗斯大草原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1345年冬，鞑靼人在进攻热那亚领地法卡，攻城不下之际，恼羞成怒的鞑靼人竟将黑死病患者的尸体抛入城中，结果城中瘟疫流行，大多数法卡居民死亡了，只有极少数逃到了地中海地区，然而伴随他们逃难之旅的却是可怕的疫病。
1347年，黑死病肆虐的铁蹄最先踏过康坦丁斯堡─拜占庭最大的贸易城市。到1348年，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都爆发了黑死病。1352年，黑死病袭击了莫斯科，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的教主都相继死去。黑死病的魔爪伸向了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人能逃避死亡的现实。
没过多久，这种残酷的现象在欧洲已经比比皆是，法国的马赛有56000人死于鼠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从鼠疫的魔掌中幸寸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疫病弄得人死屋空；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中办理的419份遗嘱，比鼠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在比利时，主教大人成了鼠疫的第一个受害者。从此以后，送葬的钟声就不停的为新的死者哀鸣。甚至历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也曾由于爆发了鼠疫被迫暂时停顿下来。
1348年底，鼠疫传播到了德国和奥地利腹地，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鼠疫吞噬。维也纳也曾经在一天当中死亡960人，德国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
除了欧洲大陆，鼠疫还通过搭乘帆船的老鼠身上的跳蚤跨过英吉利海峡，蔓延到英国全境，直至最小的村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生活在英国中世纪的城镇里人们，居住的密度高，城内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更糟糕的是，他们对传染性疾病几乎一无所知。
当时人们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处理尸体的工人们自身没有任何防护，这帮助了疾病的蔓延。为了逃避死亡，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他们祈求上帝、吃精细的肉食、饮用好酒……
[b]脍炙人口的欧洲童话故事《哈默尔恩的吹笛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b]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小城哈默尔恩（Hameln）位于威悉河畔，是童话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哈默尔恩的吹笛人”在德语中的原意是“捉老鼠的人”。中世纪的哈默尔恩由于制粉业发达，那里的老鼠格外猖獗。因此，当地便出现了捕捉老鼠这样一个专门的职业，同时捕鼠人又通常是能演奏乐器的流浪艺人。据说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吹笛人，他能用笛声引出老鼠，并把所有的老鼠都带到河里淹死。
哈默尔恩的居民起先许诺付给他丰厚的报酬，但是当老鼠淹死后，居民们却食言了，不愿意履行诺言。后来，捕鼠人又来到哈默尔恩，这次他用笛声引来了城里所有的孩子，在悠扬的笛声中孩子们沉入了河底。吹笛人就这样惩罚了背信弃义的哈默尔恩市民。现在，鼠疫大流行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根据这个童话故事而改编的戏剧却常演不衰，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旅游节目。
黑死病给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以沉重的打击和深远的影响。黑死病登陆英国土地的同一年，英国土地上的牲畜也难以幸免。一个牧场有5000头羊突然死亡，它们尸体散发出恶臭，连野兽和鸟都不愿意碰一下。所有牲畜的价格都集聚下降，即便活着的人也很少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本来值40先令的一匹马，现在只能卖6.5先令，一头壮实的公牛只能卖4先令，一头母牛12便士，小牛6便士，一头羊3便士，一头肥猪5便士。羊群和牛群在田野里四处漫游，没人去照管它们，听凭它们死在农田里、沟渠里。
由于黑死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导致劳动力短缺，很多村庄被废弃，农田荒芜。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个收割者替人干活索取的报酬大大提高了，每天不得低于8便士，还得供他吃饭。而且以往的农奴也因此得以被释放，并被支付相应的工资。但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庄稼在田里腐烂掉了，因为请不起人来收割它们。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劳动力的匮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紧随着黑死病而来的，便是欧洲许多地区发生了饥荒。
后来，各国国王相继发布命令说，无论是收割庄稼的工人还是其他雇工，都不准索取高于往年水平的工资，违反者将给予严厉惩罚。但是劳工们根本不理睬国王的命令。任何人想要雇佣他们，都得付出比往年多得多的钱，否则就让你的庄稼或者果实腐烂在农田和果园里。当国王得知自己的命令无论在雇主还是雇工一方都未得到执行的时候，就对所有教会土地所有者、庄园主、骑士、地主处以罚款；并对所有的自由农业工人处以100先令、40先令到20先令不等的罚金。后来国王又派人逮捕了许多雇工并把他们投入了监狱，他们不得不向国王支付很大数额的罚金，未被逮捕的雇工有很大的部分都躲藏到森林里去了。以同样的方式，国王还处置了许多的艺人。
在英格兰瘟疫肆虐时，苏格兰人也跑来趁火打劫。当他们听说英格兰人中间正在流行着瘟疫时，以为他们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诅咒：“让英格兰人遭瘟疫吧！”现在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格兰人了。于是，苏格兰人在塞尔克森林聚集起来，准备协助上帝彻底的消灭英格兰人。但这个时候，死神也攫住了他们，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死了5000个苏格兰人。剩下的人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却遭到英格兰人的反击，死伤又过大半。
黑死病的泛滥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城乡劳动力锐减、物价上涨、剥削加重、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等，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被黑死病吓得魂魄俱丧的人们希望避开传染源，许多人抛弃了手中的活计，寻找与世隔绝之地。大批官吏和神职人员为躲避灾难而将责任抛到脑后，放弃职守现象大量产生。在法国的许多城市，法院的法官竟出走一空。
由于穷人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更差，类似鼠疫的传染病在穷人中的传播更为广泛。1561年，图卢兹的一名市民心安理得地写道：“传染病只在穷人中流行……全靠上帝保佑，让疫病适可而止……富人也要小心提防。”在当时的萨瓦地区，每当疫病过去后，富人重返他们经过认真消毒的房舍之前，总会让一个穷女人先在那里住上几星期，让后者用生命做试验，证明一切危险均已排除。这一切，恰如让—保尔·萨特所言：“鼠疫猖獗无非使阶级关系更加激化——穷人受难，富人幸免。”
此外，瘟疫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因死亡人数过多而带来的萧条景象，它对人们心理上的打击是更为严重的。许多存活下来的人因为忍受不了失去亲人的痛苦而发疯，也有不少人因此自杀。而ZF为了掩埋堆积如山的尸体，不得不释放监狱中的犯人。
直至1352年，黑死病的规模才渐渐减弱了。不过，这次流行并没有到此为止。直到15世纪末，欧洲每十年就遭到一次黑死病的袭击。至于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黑死病，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字。当代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说，1347年欧洲有8000万人，6年后变成了3000 万。此后300年间，黑死病还曾多次爆发，可能总共杀死了多达2亿人。黑死病直到1670年以后，才神秘消失了。
[b]第三节：治疗的困惑[/b]
现在我们知道，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即是流行性淋巴腺鼠疫，它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人类对待它首先要注意搞好卫生，切断它的传播途径。即使有人得了这种病，现代医疗手段也已经找到有效的治愈手段了。
但是在欧洲中世纪时，“黑死病”是突然降临到人间的，人们对它基本上一无所知。那时候，人们对待它的方法也千奇百怪。
欧洲中世纪被宗教统治的文化使人们把瘟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罪孽引来了上帝的愤怒。在德国一些狂热的基督徒认为是人类集体的堕落引来了愤怒神明的惩罚，他们穿过欧洲的大小城镇游行，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彼此鞭打，不断地哼唱着“我最有罪”。而在德国的梅因兹，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则有1.6万犹太人被杀。
医生们企图治愈或者缓和这种令人恐惧的症状，他们用尽各种药物，也尝试各种治疗手段，从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者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澡，但是死亡还是不断降临到人间。当时法国的一位医生曾经夸口自己的医术如何高明，通过17次放血疗法终于治好了一位律师朋友的病。“倘若要是他落入什么江湖医生之手，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他对一位朋友夸口道。而法国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医生古依-乔亚克则建议，医生可以通过凝视受害者的简单方法来捉住疾病。
也有少数人意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可是他们偏偏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猫狗等家畜身上。他们杀死所有的家畜，大街上满是猫狗腐败的死尸，腐臭的气味让人窒息，不时有一只慌乱的家猫从死尸上跳过，身后一群用布裹着口鼻的人正提着木棍穷追不舍。没有人会怜悯这些弱小的生灵，因为它们被当作瘟疫的传播者。
面对瘟疫，米兰大主教无意中找到了一种阻挡瘟疫蔓延的有效办法：隔离。当瘟疫快要蔓延到米兰时，大主教下令，对最先发现瘟疫的三所房屋进行隔离，在它们周围建起围墙，所有人不许迈出半步，结果瘟疫没有蔓延到米兰。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地中海沿岸，隔离已经成为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
事实上，隔离已经成了人类对付大规模传染病的常规手段。在此我们应该还记得几年前的非典吧，那时候我们就是利用坚决的隔离手段迅速地遏制住了瘟疫的爆发。
[b]小故事：瘟疫之村[/b]
英格兰德比郡的小村亚姆（Eyam）有一个别号，叫“瘟疫之村”。但这个称呼并非耻辱，而是一种荣耀。1665年9月初，村里的裁缝收到了一包从伦敦寄来的布料，4天后他死了。月底又有5人死亡，村民们醒悟到那包布料已将黑死病从伦敦带到了这个小村。在瘟疫袭来的恐慌中，本地教区长说服村民作出了一个勇气惊人的决定：与外界断绝来往，以免疾病扩散。此举无异于自杀。一年后首次有外人来到此地，他们本来以为会看到一座鬼村，却惊讶地发现，尽管全村350名居民有260人被瘟疫夺去生命，毕竟还有一小部分人活了下来。
有一位妇人在一星期内送走了丈夫和6个孩子，自己却从未发病。村里的掘墓人亲手埋葬了几百名死者，却并未受这种致死率100%的疾病影响。这些幸存者接触病原体的机会与死者一样多，是否存在什么遗传因素使他们不易被感染？由于亚姆村从1630年代起就实施死亡登记制度，而且几百年来人口流动较少，历史学家可以根据家谱准确地追踪幸存者的后代。以此为基础，科学家于1996年分析了瘟疫幸存者后代的DNA，发现约14%的人带有一个特别的基因变异，称为CCR5-△32。
这个变异并不是第一次被发现，此前不久它已在有关艾滋病病毒（HIV）研究中与人类照面。它阻止HIV进入免疫细胞，使人能抵抗HIV感染。三百多年前的瘟疫，与艾滋病这种诞生未久的现代瘟疫，通过这个基因变异产生了奇妙的联系。
直至今日，约十分之一的欧洲人天生对艾滋病具有抵抗力，这可能归功于欧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瘟疫———黑死病。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呢？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导致这场灾难的源头在哪？其次，它是怎样传播？
传统的观点是认为黑鼠导致了这场大灾难。欧洲的“土著”鼠类是褐鼠，其本身并不携带鼠疫杆菌。过去，欧洲人认为，14世纪欧洲鼠疫大规模流行的原因是由于亚洲黑鼠在十字军东征后不久入侵了欧洲，赶跑了欧洲褐鼠，进而侵入了欧洲人的生活和谷仓，为东方报仇。因此，有些欧洲人竟毫无根据地将黑死病肆虐的原因归咎到印度和中国的头上。甚至在2000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还明确将这场人类社会的空前浩劫标注为“由亚洲黑鼠引起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有研究表明：约在公元8世纪，即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便发现了黑鼠。公元11世纪时，在欧洲已有黑死病的记录。况且，褐鼠一般在房屋的地下室里建窝，而黑鼠则通常在谷仓里面居住，两种鼠类在占满各自的地盘前，彼此互不侵犯。因此，把这场大灾难完全归罪于黑鼠是不负责任的。
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中世纪时，整个欧洲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条件简陋。那一时期的城市基础设施也相当差，人们生活在肮脏不堪的环境当中。人们在室内卫生、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和意识很少，在城市内仍可见到人畜共居的情况。许多城市鼠多成灾，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肆虐欧洲大陆，最终导致黑死病的大爆发。
作为证据，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开山鼻祖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其所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鼠疫在18世纪的衰退，根本原因是在16、17和18世纪历次城市大火后，原有的木屋被石头房子所代替，室内卫生和个人卫生有所改善，小家畜远离住宅，从而使跳蚤失去了繁殖的条件。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只是解释了瘟疫传播的问题，并没有解释病源从哪里来。
事实上，鼠疫在欧洲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鼠类的天敌———猫在中世纪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当时，教会无中生有地对猫横加指责，说猫和猫头鹰有极其相似的外表，认为猫在夜间令人毛骨悚然的鸣叫和闪烁凶光的眼睛，正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或是造祸女妖的帮凶，是与魔鬼结盟的异教畜生。人们在教会蛊惑下，也把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会随时给人带来灾难，使猫从征服了鼠疫而奉为神猫的崇高地位急转直下，剧变为邪恶的代表，不祥的动物，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杀戮。在教会的淫威和鼓动下，人们像对待势不两立的仇敌一般对待猫，使中世纪的猫的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猫的遭灾，导致鼠害泛滥，最终间接促成了这场可怕的大灾难。
随着人类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和对鼠疫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鼠疫目前总体处于平稳状态。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细菌学家Ａ·耶尔森在１８９４年发现并描述了鼠疫病原体——鼠疫杆菌。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后来人们发现，鼠疫杆菌对干燥、热或紫外线抵抗力弱，煮沸１分钟即可被杀死，一般消毒药如甲酚、漂白粉、新洁尔灭和乙醇等均能杀死鼠疫杆菌，但该菌对于低温抵抗力很强，在冰冻组织中能生存数月至数年。科学家还发现，如果能够在发病２４小时内进行抗菌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转危为安。
虽然人类已经找到对付鼠疫的办法，但应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鼠疫自然疫源并未缩小，除澳洲外各大洲均有分布，再加上经济差异造成各国的卫生条件参差不齐，因此现在还不能排除世界上局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暴发鼠疫的可能性。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黑死病的研究，然而，最新的研究结果对于黑死病的起源却有多种说法。英国科学家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这场灾难的起源很可能是因为一颗小彗星在进入地球大气层后发生爆炸，造成灰尘遮天蔽日引发全球“核冬天”，并间接造成农作物绝收、饥荒和瘟疫大流行的恶果。而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通过研究黑死病的传播方式，可以得出结论，它并不是淋巴腺鼠疫，而是由一种类似埃博拉的病毒引起的，并且是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染的。这种病毒的感染者有可能在24小时内死亡，其死亡率高达50%-90%.
虽然关于黑死病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邓肯教授和斯科特博士提出一项理论却引起了众多科学家的认同。他们认为虽然人类已经找到对付鼠疫的办法，但应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鼠疫自然疫源并未缩小，除澳洲外各大洲均有分布，再加上经济差异造成各国的卫生条件参差不齐，因此现在黑死病可能只是暂时蛰伏，还不能排除世界上局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暴发鼠疫的可能性。
[b]第四节：《鼠疫》人生[/b]
“……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阿尔贝·加缪
1957年，加缪因长篇小说《鼠疫》获诺贝尔文学奖。《鼠疫》讲的就是一个城市发生鼠疫了之后人们的种种表现的故事。
1940年巴黎被德军占领以后，加缪开始构思《鼠疫》的故事，他希望以寓言的形式，描绘出纳粹如鼠疫病菌般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在加缪看来，那时的法国人（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处于德军强权统治下，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1942年加缪肺病复发，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疗养，不久后德军进占法国南方，他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番切身体会促使他创作了《鼠疫》。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加缪把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写道：“国人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
最终体现在小说《鼠疫》中，加缪以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灾难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小说主人公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时常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假定有一个人——暂且叫他中世纪人，他经历了鼠疫爆发的整个过程。我们在《鼠疫》这本小说提供的平台上，一起来追踪他在鼠疫期间的生活。在这段生活总，我们主要关心如下问题：他在灾难中都会看到哪些现象呢？他都会有哪些心理状态呢？他在这样的情境下该怎样生存呢？或者说，人性在面对大灾难的时候都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将以黑死病大爆发时期的一个普通人的视角重构灾难发生时的情形。
某一天，当这个中世纪人从他的住所走出来时，他将在楼梯口中间发现一只死老鼠。但是他并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死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后来，中世纪人发现大街上的死老鼠越来越多，他经常会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然后这老鼠停了一下，像是要稳住身子，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再后来，开始有人陆陆续续的得了同一种病，其症状是发烧、淋巴结肿大、咳嗽、胸痛、唾液含血，病人往往几天之内就会毙命。
随着死的人越来越多，中世纪人开始慌了，各种传言肆意的流传开来。中世纪人担心这是不是传说中可怕的鼠疫？
医生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出了可信的回答：这就是鼠疫！鼠疫爆发了！
这时候，教会发布消息说，这是上帝对那些不信神的人的惩罚：“天主降灾，使狂妄自大和盲目无知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点你们要细想一番。跪下吧。” “如果说今天灾难降到了你们头上，那是因为你们考虑问题的时刻到了。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
在巨大的恐惧感的支配下，我们的中世纪人虔诚的向天主下跪，真诚的反思自己的罪恶。然而事实并没有如教会所言，瘟疫并没有对好人和坏人进行区分，甚至很多大主教都被瘟疫夺去了性命。
后来，官方发布了关城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出城，所有与外界的联系一律中断！这时候中世纪人感到自己因瘟疫而被囚禁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命运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瘟疫，一边是中世纪人的巨大恐惧和由此带来的被放逐的感受。
事情进一步恶化：尸体堆积如山，就在街上腐烂起来，而官方对此一筹莫展。在城里里的公共场所，中世纪人可以看到垂死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仇恨和毫无意义的希望死命地缠住活人。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中世纪人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遗憾的是，中世纪人在城中根本看不到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中世纪人的亲身经历，瘟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在这种时候，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
不过中世纪人还是能感觉到医生们在顽强的努力着，虽然努力的结果往往是徒劳。医生们在不断的试验血清，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式，尽力医治他们的患者，然而死亡的数字却仍然不识时务的往上涨。不过至少，人们能从医生那里找到一些安全感——当中世纪人完全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还是首先想要去医生那里寻找安慰。
我想到了2004年的非典，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乎面对同样的情形——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瘟疫打懵了，完全不知所措，连医生也不知该怎样对付。然而医生们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时常感到孤单绝望，但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他们默默的努力着，从来不曾放弃。我们可以说，这些白衣天使们的一个坚定的眼神，就是那些患者，甚至那些慌张绝望的普通人的最大的安慰。
我们设想，如果此时中世纪人有一个恋人在城外，他们不能相见，那么被相思之苦深深的纠缠着的中世纪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瘟疫开始发生时，他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瘟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中世纪人已进入瘟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中世纪人总是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
然后，中世纪人不再违抗，他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他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
在这以前，中世纪人绝不同意将他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如此我们可以说：瘟疫从他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对未来的期望成份，但这时对中世纪人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中世纪人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中世纪人也可能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
各种东西的价格都在上涨，无法遏止，而中世纪人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挥金如土，尽管他缺乏生活必需品，但他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量地消耗奢侈品。所有各种为有闲阶级服务的游戏赌博场所开办得越来越多，而每一个场所都是人满为患。中世纪人看到，大街上走在一起的男女都变得异常疯狂，他们往往相互紧紧偎依，肆无忌惮当众接吻，毫不顾忌地在全城游逛，火热到忘乎所以，把周围的人群完全置之度外，丝毫不用再小心翼翼地避人耳目。面对着这种群众性的狂热，面对着明目张胆的调情，在周围一片响亮的大手大脚丢小费的闹声中，中世纪人兴高采烈，高声喧嚷。
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中世纪人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
正当中世纪人陷入至深的绝望以及由绝望而带来的狂热的状态时，疫情突然好转了。医生们虽然仍然没有找到根治疾病的办法，可是他们已经掌握了瘟疫的一些脾性，知道该怎样才能控制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有一天中世纪人看见过两只活生生的老鼠从他家门口窜进来。一些邻居也告诉过他，他们家里，老鼠也重新出现了。在屋梁上，中世纪人又重新听到已经忘记了很长时间的老鼠欢快的骚动声。“啊！我亲爱的老鼠！你们终于又回来啦！”中世纪人早已热泪盈眶。
人们开始欢呼，就像刚刚获得了解放一样，人们整日整夜的庆祝这伟大的时刻。
在这震天的欢呼声，中世纪人心中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但是不管怎样，当人们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时，也许人们会身不由己的变成一个奇怪的样子，也许人们的努力是那样的徒劳，人们都应该坚强的面对，人们仍然需要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一种更好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人类社会大有希望。
[b]第五节：死神走后[/b]
黑死病彻底改变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它给世界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欧洲乃至世界各国从此非常注意对传染病的防治，国际上通常称其为“第一次卫生革命”。人们由于黑死病的侵袭懂得了许多卫生习惯，在18世纪前后，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这样，欧洲的下水排污系统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善，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为英国伦敦那宽敞有如隧道的下水管感叹；除此以外，各国开始重视对垃圾的处理；火葬开始成为最重要的丧葬方式；原本位于房间中央的壁炉被移到了墙边；房间也变得更加坚固，开始采用灰泥或者石头来代替木版；并且，加上普遍进行杀虫和消毒，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在，鼠疫等传染疾病在发达国家已基本消失，只是在非洲贫困地区还时有发生，可以说第一次卫生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黑死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它毫无偏倚的把死亡带到每个人面前，全家死光的贵族留下了大量的荒芜土地，由于没有劳动力，薪水不得不提高，农民有了收入来买下闲置的土地，结果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了拥有土地的新贵族，农奴阶层由此瓦解。
黑死病彻底动摇了宗教桎梏，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复苏，文艺复兴的萌芽开始孕育。艺术家的作品中不再是宗教形象一统天下，悲观和抑郁的情绪，赎罪和死亡的主题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题材，以至后来才发展出歌特式的风格。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拉杜里黑死病看作是中欧社会大分野的转折点，因为“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地伴随着大量农业资本的残留”，“造成了土地资本的大量剩余，由此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城市和海上经济的多样化，从此以后得以满足从葡萄牙到德意志的西方社会不断增长的复杂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使中世纪后期的人口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恢复能力并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迈步”；而且“似乎是在经济的废墟上出现了像凤凰一般辉煌的知识文艺复兴”。相反，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同样的人口生态危机，却并没有带来什么“有益的后果”，尽管这未曾妨碍“中国文明在中世纪末仍然有能力取得重大的成就”，“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从而“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由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创立一个交流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和科学的社会”。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由于黑死病肆虐，大学宣布停课，ZF不准人们离家远行。正是这个时期，有一位名叫伊萨克·牛顿的年轻人躲避到家乡沃尔斯索普，那些引起人类认识革命的伟大思想正是在牛顿闲赋在家的18个月里孕育的。在此期间牛顿不但创立出一门很重要的数学学科──微积分，而且颇有传奇色彩的是，有一天，牛顿在树下休息，被掉下来的苹果砸了个正着，不料，这一砸竟砸出了关于万有引力的天才设想。
而黑死病给世界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则是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社会形式，这一影响促成了世界各国从古代的松散社会结构形式转变成我们今天的“全景敞视社会”。
根据黑死病之后欧洲各国颁布的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应采取下列措施问。
首先，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里长本人从外面挨家挨户地锁门；他带走钥匙，交给区长；区长保管钥匙直到隔离期结束。每个家庭应备好口粮。但是沿街也设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制小通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面包和酒，同时又不与发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发生联系。肉、鱼和草药将用滑轮和篮子送进各家。如果人们必须离开住所，那就要实行轮流的办法，避免相遇。只有区长、里长和卫兵可以在街上走动，另外还有在被传染的房子、尸体之间活动的“乌鸦”。后者是些人们不管其死活的人。这些“穷人搬运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许多其它的下贱工作”。这是一个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
监督不停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机警的监视目光：“一支由可靠的军官和富人指挥的民兵队伍”，在各个出入口、市政厅和各个区进行警戒，以确保民众的服从和长官的绝对权威，“还严防一切混乱、偷盗和勒索”。在每个城门应设一个观察站，在每个街口设几个哨兵。每天，区长巡视所负责的地区，了解里长是否履行了职责、居民是否有不满之处。他们应“监视他们（居民）的行动”。每天，里长也深入所负责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下，让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对院子方向的居民应分得一个面向街道的窗户，只有他们可在露面时使用）。他呼喊每个人的名字，了解每个人的状况——“因有死刑的威胁，居民会被迫说出真实情况”。如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长应该追问原因：“这样，他会很容易发现是否有死人或病人被隐藏起来”。每一个锁在这种笼子中的人，每一个在各自窗口处的人，都要回答点名和在追问时露面——这是对生者和死者的大检查。
这种监视建立在一种不断的登记体制的基础上：里长向区长报告，区长向市长报告。从“锁门”之时起，每个城市居民的角色就被逐个确定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都被登记注册。登记册一份交给区长，一份交给市政厅，另一份供里长每日点名用。在巡视中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死亡、病情、抱怨、异常现象——都被记录下来，转达给区长和市政长官。市政长官对医疗处理握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指定一名医生负责。未获得该医生的便条，任何医生不得治疗病人，任何药剂师不得为病人配药，任何神父不得拜访病人。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背着市政长官隐藏传染病人或与这种病人打交道”。病情记录应该不断地汇总。每个人的病情和死亡都要经过权力当局，经过他们所做的记录和决定。
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都要离开。在每间屋子里，“家具和财物”都堆到高处或悬在空中。房间四周撒上香料。在用蜡把门窗乃至领孔封好后，点燃香料。香料燃烧时，整所房子被封闭起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在出口处受到检查，“当着住户的面，看他们是否在身上藏有进来时所没有的东西”。四个小时后，住户被允许回家。
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时，疾病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疫。围绕着瘟疫形成了一批欢度节目的文学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无，时间冻结，肉体不分贵贱地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揭去面具，抛弃了过去据以相互辨认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但是，也有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关于瘟疫的政治梦想：瘟疫期间不是集体的狂欢节，而是严格的隔离；非但法律没有遭到践踏，相反，通过确保权力毛细渗透功能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不存在戴上又摘掉的面具，只有对个人的“真实”姓名、“真实”位置、“真实”肉体、“真实”病情的排定。瘟疫作为一种既是真实的又是想像的混乱形式，有其医疗的和政治的相关规训方法。在规训机制背后，可以发现关于“传染病”、瘟疫、造反、犯罪、流浪、开小差以及在***之时出现与消失、生存与死亡的人们的种种挥之不去的记忆。
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瘟疫患者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这里，个人的区分是一种权力挤压的后果，这种权力自我扩展、自我衍生和连接。瘟疫流行的城镇，应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这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瘟疫（至少被视为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在理想地确定规训权力运作的过程中的一个考验。为了使权利和法律能够完全按照理论运作，法学家陷于关于自然状态的想像；为了看到完美的纪律发挥作用的情况，统治者设想了瘟疫状态。作为规训方案的基础，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乱无序状态，构成各种规训方案的基础。
这一切就是自19世纪初起在精神病院、妓女收容院、教养所、少年犯教养学校以及某种程度上在医院中规训权力的常规运作情况。一般说来，一切实行对个人的控制的权力机构都按照这种模式运作，即强制安排，有区别的分配（他是谁，他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如何被描述，他应该如何被辨认，一种经常性监视应如何以个别方式来对待他，等等）。这使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有了一系列度量、监视和矫正普通人的技术和制度，就使因恐惧瘟疫而产生的规训机制得以施展，直至今天布置在普通人周围的、旨在给他打上印记和改造他的各种权力机制，都是由这种形式构成的，都间接地来自这种形式。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正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钦望塔。晚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屋子，每个屋子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屋子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屋子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降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屋子里住进一个病人、一个工人或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降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屋子里的人。这些屋子就像是许多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芬芳于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这样，如果他们是病人，就不会有传染的危险；如果他们是学生，就不会有抄袭、喧闹、闲聊和荒废时间的现象；如果他们是工人，就不会有混乱、盗窃、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现象。
在当代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有了更先进的监视手段：监视器。在制度和技术的配合下，我们有了更完善的管理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当今社会的学生、公司职员、甚至大街上的普通人都生活在这种普遍的监视中，生活在围绕着这种监视而建构的一整套制度中，简言之，我们生活在“全景敞视建筑”中。如此，说黑死病使我们的社会进化成“全景敞视社会”就理所当然了。 这长的东东谁有时间看??????? 实在太长了，可还是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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